名师三强

从该条可以看出，在我国，公民获得国家和社会物质帮助的条件是明确的，而且获取物质帮助的指向也是具体清晰的，公民是可以直接主张受益权的。

美国宪政经典内俯仰皆是连续性的叙事。在宪法文化中，多元主体间的斗争实际上会重塑一个共同的过去，过去，过去的意义，以及关于过去的记忆，都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可以利用和共享的资源。

[30] 同意学说比较成功地解释了公民为何要守法的问题，但宪法作为一种根本法却对此学说提出了严肃的挑战。而在这种政治中生活的人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彼此分裂和独立的当下、时刻或瞬间。不管他跑得多远，跑得多快，那锁链总跟着他。近期茶党运动的主要组织者迪克·阿曼就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声称，宪法是一种如宗教经典的神圣文件，它由基督教信徒所起草，有可能得到神意的启示，起草者希望它能得到严格文本主义的解读。1776年的《独立宣言》宣告了北美13个殖民地脱离英帝国的宗主统治，这封信则是时间性的独立宣言，宣告了每一代人都可以独立于任何祖宗成法而自治，每一代人的政治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三）附论：走向美国宪政的文化研究 前文主要讨论了三个虽然可独立开来但更需要进行体系论述的问题，可概括为美国宪政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办。而所谓自治政府的踪迹也就是要重新去发现我们，建构起一种有着制度化纪律的法律生成的政治。现实权利构成了法治社会的基础，法律在规定权利的同时，国家公权力提供了从法定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的各种手段和资源，现实权利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4](P62)从保护的方式看，国家为人权提供司法救济是最终的救济手段。美国制定的宪法前十条修正案的初衷，就是为了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它明确规定了非经国会批准政府不得做的事情，以达到保护美国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目的。[18](P462)在这个层面上，公民在通过司法监督机制之下仍然得不到救济，司法机关就构成了国家义务的违反，司法机关守法首先是自身履行不得枉法裁判的禁止性义务。而人权的实现，不仅仅在于对抗也在于合作。

而实有义务则是国家公权力为保障现有权利履行的义务。而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是由弱势群体那部分人来决定的，我们称之为人权木桶定律。

毋容置疑，国家行政权在实现人权、保障人权过程中必须并且能否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颁布自由与平等的宪章的目的，就在于确使今天所赋予的权利不会再明天被剥夺。如何从人权法来研究国家人权义务，对人权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16](P30)这是行政机关承担国家义务的主要体现。

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以公民权利视角分析国家人权义务，他认为，自然法赋予人们各种权利但自然状态是有缺陷的。[14](P293)道德权利之所以要转化为法定权利，旨在依靠国家权力和法律来保护其道德权利。这种责任包括对外的国际法的责任和对内的国内法上的责任。因此，国家应以积极的方式制定法律，具体化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通过法律规范的具体条文将各项基本权利明确化具体化，以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履行国家立法义务。

换言之，如何在道德义务、法定义务和实有义务之间进行转化，在这个转化的动态过程中，不断地把人权保障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为此，行政权力的运行要遵守法律优先、法律保留和比例原则，把行政权力限制在法治框架之中，以保障人权的实现。

一、国家是人权义务中的刚性主体 人权的实现以义务的履行为条件，人权实现的义务主体是多种多样的，有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个人，但国家是人权实现的最主要的义务主体，其作用与责任远远走出其他义务主体之上。人权构成要素中包含着对抗权和合作权，从国家公权力的不作为与作为来看，也揭示了公权力与人权主体之间既有对抗又有合作关系。

行政机关侵害人权的行为，主要是在干预行政中进行。以往学界讲人权的多，研究国家人权义务的少。实有义务是相对现有权利来说。应有权利的源，中经法定权利流，转化为实有权利的果，在此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在于：国家要尽到道德义务、法定义务和实有义务，通过立法及时把应有权利制定为法定权利，再从法定权利落实和实现为实有权利权利是通过或针对国家公权力提出的要求，权利是对国家的要求。[1](P263-264)人权主要防范的是国家公权力的侵害，国家人权义务主要体现在国家公权力不作为与作为之中。

当然，道德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法治程度以及历史文化、经济社会条件的制约。[3](P21)应有权利是检视国家是否尊重剩余人权的道德基础，它是法定人权的源泉。

同时，行政机关承担必为性国家义务，其中由国家承担的公民福利的保障和供给、向公民提供各种帮助和服务的义务，在给付行政理论的鼻祖——德国公法学家福尔斯托霍夫看来，国家对人民负有‘生存照顾的义务，国家应当提供金钱、物质或者服务，以提高或者改善人民的物质或者精神生活的品质，这是国家的重要任务之所在。二、国家人权义务的类型 对于国家人权义务类型，如果从纵向依据义务来自于国内法还是国际法来看，可以划分为国内义务和国际义务。

换言之，如何在道德义务、法定义务和实有义务之间进行转化，在这个转化的动态过程中，不断地把人权保障提升到更高的层次。而人权的实现，不仅仅在于对抗也在于合作。

人权从道德权利转化到法定权利，则是人权进入规范范畴。此前，我国宪法更多关注的是如何保障国家权力的运行，国家至上的观念使人权和公民权利被置于较为次要的地位。法律对人权的这种保障作用，是所有社会组织规章、乡规民约以及伦理道德等等手段所无法比拟的。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以公民权利视角分析国家人权义务，他认为，自然法赋予人们各种权利但自然状态是有缺陷的。

根据该理论，国家的义务应当是满足权利的需要，这同时说明了满足权利的需要是国家及其权力存在的正当理由。司法的独立性被视为司法公正的前提，也是人权保障的前提。

应有权利是权利的源，实有权利是权利的果。合作权则是人权主体配合公权力肯定性权利，要求国家在履行义务时提供条件，合作权是人权派生形态。

无论是不作为还是作为，都是国家人权义务的体现。当然，并非一切的道德权利都要转化为法定权利，如有些社会上的偏见、陋习就不能转化。

法国人权宣言第2条就据此理论宣布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消灭的人权。国家人权义务，从类型来说，主要有道德义务、法定义务和现有义务。为此，行政权力的运行要遵守法律优先、法律保留和比例原则，把行政权力限制在法治框架之中，以保障人权的实现。从前述人权国际公约之日起，签署国实际上就已经承诺遵守该公约的法律和道德义务。

四、结语 国家是人权实现的最主要的人权义务主体。我们可以从对抗权和合作权关系中得到进一步的确认。

在行使中可能侵犯国家利益与他人利益，也可能受到国家权力或他人的侵犯，而得不到有力的法律保障。国际人权公约所调整的权利义务是以国家与人权享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基础。

因此，行政机关的义务是以政府作为行政主体的守法义务，行政机关的义务则是国家义务，行政机关履行守法义务亦包括禁为和必为的方式，行政机关禁为性义务包括不得违反宪法也不得根据侵犯基本权利的法律作出侵权性的行政行为，这是一种绝对或优先的国家义务。作为社会成员委托权而存在的立法权，对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无论如何不应当是绝对的、专断的权力。